农化日历模具修补机七燕泵业淋浴房滑轮最快的来钱方式是什么解析设计马可波罗主站电器清洗机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1年。这一年，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

　　今年有一件高兴的事：范仲淹，就是后来写出《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个范仲淹，今年22岁，上大学了，而且是当年大宋最好的学校，应天府书院。他不仅在这里上学，15年后，他还成了这里的校长。

　　但是请注意，严格地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管他叫“范仲淹”，他现在姓朱，叫朱说，写字是写成说话的“说”，但做人名得读“悦”。上课点名儿的时候，是——“朱说！”“到！”——至于为什么，你可以先自己去考证一下。过不了多久，大概还有30年多一点，等范仲淹在政坛上大放光彩的时候，肯定会有一期专门的节目说到他，到时候我们再聊他的这段心酸往事。

　　应天府在哪儿呢？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商丘在哪儿啊，在河南的东部，靠近山东和安徽。

　　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其他三座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有意思的是，它是两年前，1009年，由当地的一个富人，叫“曹诚”的，捐的。他一共捐了300万铜钱，为应天府书院修了150间房子。你看，宋朝这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民间富豪了：有钱，不仅自己要吃饱喝足，还要想着怎么青史留名。这才是一个盛世该有的样子。

　　当然了，说到有钱，可不是这些民间富豪，而是朝廷，那是线年，天书封禅，宋真宗去了一趟泰山。花了一大笔钱，大概830万缗。稍微解释一句，缗是咱们讲中国古代历史，经常要用到的货币单位，通常1000文铜钱穿起来，叫一缗，或者一贯，在宋初大致相当于一两白银。那你算算，每年给辽朝30万“岁币”，还被人骂到现在。而皇帝跑一趟泰山，快够给辽朝岁币30年了。

　　而今年，皇帝又要收拾行李出门，这一次是去祭祀汾阴。往东，去泰山，是祭天；往西，去汾阴，是祭地。汾阴，在今天山西省的万荣县。出门的时候是2月28号，一直到5月6号，皇帝才回开封。这次花了多少钱呢？比东封泰山还多花了20万，总共是850万。

　　请注意，皇帝出门去搞这样的大型祭祀活动，不是说只有乌泱乌泱一帮人的差旅费用。首先，前期的动员造势就是一大笔钱吧？比如汾阴和亳州，动不动就要组织几千几万个老百姓到开封去请愿。这是一笔钱。还有，祭祀场所的修造，皇帝出行的车驾过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又是一大笔工程费用吧？这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一笔花销，其实是赏赐费用。皇帝到哪里，都要当散财童子，大把的钱要赏出去的。所以，这种祭祀活动，是没有预算的硬约束的。看皇帝心情，多少钱都能花得出去。

　　别忘了，从前年开始，开封城还在大造玉清昭应宫。相关的情况，你可以出门左转，看我们《文明之旅》的1009年的那一期。从花钱上讲，那更是一个无底洞。不仅土建花钱、装修花钱、在里面举行各种仪式花钱、每次搞活动还要赏赐，更花钱。我看过一个最夸张的估计，前后十几年，围绕玉清昭应宫花了两个亿。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我们一般的印象，大宋朝的财政是比较紧张的，“积贫积弱”这四个字的帽子是一直戴着的，所谓“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嘛，后来搞得国家财政受不了，才要王安石变法嘛。而现在，这位真宗皇帝怎么就这么有钱？怎么就能这么乱花钱？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不一样。关于真宗皇帝大搞迷信的这一段经历，我们在1008、1009两年的节目里做了分析。那两期节目，我们都是试图站在当时人的处境里，去尽量理解真宗皇帝为什么那么干。

　　但是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咱们站远一点，站在人类文明的共性的角度，我们来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君主皇帝突然之间就能有一笔钱可以乱花？第二，为什么他们不把钱花在有意义、有长远价值的事上？第三，为什么他们在宗教、祭祀这类事情上会那么舍得花钱？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宋真宗为什么那么有钱花？以至于可以异想天开地各种折腾？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就是因为国家经济好嘛。宋真宗这个阶段，无论是土地开垦的数量，来自土地的税收，还是新技术、新作物的引进，还是商业的繁荣，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状态。

　　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是请注意，在传统社会里，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量大不大和皇帝的钱够不够花，不完全是一回事。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个总盘子的问题；皇帝能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地花钱，是个有没有闲钱的问题。它不一样。

　　当过家的人，都知道，一个单位、一个家，不管外面看起来多光鲜，钱都是永远不够用的。来钱的地方多，花钱的地方也就多。《红楼梦》里王熙凤在贾府当家，不就说嘛：大有大的难处。

　　那什么时候当家人突然觉得有钱花，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明项目花钱、花大钱了呢？那通常都是因为一个原来要花大钱的项目突然消失了，一大笔预算空出来了。这就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可以自由花钱的窗口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大项目通常是什么？当然就是战争。

　　宋真宗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线年，真宗皇帝封禅泰山，刚从山上下来，他就跟宰相王旦感慨说，我最近看边境的奏报，今年物价很便宜啊，北边边境安稳了，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了啊。宰相王旦说，“可不咋地！看起来每年我们要给北边岁币，但是比起要用兵的费用，连百分之一也不到啊。”你听听，只要不打仗，一大笔钱就省出来了。

　　我们一般都是觉得，哪里打仗，哪里就穷，正在打仗的国家，财政肯定就紧张。这当然没错。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打仗的时候，朝廷对民间财富的汲取能力，也会达到一个高峰。

　　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灭亡的时候，他宫里面库藏的黄金有多少？70万斤。这个数量据说和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按照黄宗羲的说法，全国各地的税收，90%都集中到了北京。

　　你看，仗打得越凶，朝廷对民间财富的汲取就越彻底。而战争如果突然结束了，但是原来的财富汲取能力和汲取机制没有变，刹不住车，于是就突然多了一大笔暂时还没有明确用途的钱。

　　当然，战争之后皇帝有钱，通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了胜仗，把敌人聚敛的财富收归己有。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宋代灭了十国，都有类似的一大笔收入。

　　所以，如果我们再去仔细看真宗皇帝干的天书降神、东封西祀、大兴土木、大建道观这些荒唐事，后世的史书上说这个阶段全国上下就跟疯了似的，其实回到历史现场，你就会明白，这些现象还有一个解释的角度，就是皇帝突然面对一笔多出来的钱，要发明一个用途。结果走上了一条歪路。这就相当于今天一个人突然中了巨额彩票，

　　如果细看史料，你会发现，真宗皇帝不是什么发了疯，他的精神状态和行动逻辑，还是挺正常的。举几个例子：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决定要封禅泰山之前，其实心里是没底儿的，财政够不够折腾的？就问当时管财政的丁谓。丁谓说，你放心，完全够。然后真宗才决定封禅泰山。你看，皇帝知道花钱得量力而行，得尊重国家预算。

　　就在那年二月份，他还专门跟宰相们说了个事儿，说最近我看这开封城里的奢靡的风气有点冒头啊。经常有把金子变成那种薄薄的金箔的，这一年还不要用掉十万两金子啊？这个风气搞坏了将来可不好回头。以后，反正我用的东西，车马衣服之类的，都不要用什么金箔。

　　你就说，这位皇帝，他管得细不细？请注意，这是1008年的二月份，就在一个月前，他老人家还自己伪造天书，马上就准备上泰山了。说明他心里清楚得很，该省省、该花花，边界清晰不含糊。

　　决定要封禅泰山之后，真宗皇帝对预算卡得也是很死。到什么程度呢？你去泰山，总得有军队随从扈驾吧？军队就想做一身新衣服。搞仪式嘛，不能太寒酸。真宗皇帝说，要是出征打仗嘛，换身新衣服还行。这趟去泰山，咱们是去祭祀的，不要搞得那么夸张。你们要都换衣服，这得花好多钱呢！你就说，这位皇帝他对自己要求严不严？

　　到了今年，祭祀汾阴嘛，还是这个主管财政的丁谓，跟皇帝说了，咱们这一趟花钱有点太多了，动不动就成亿上万地赏赐，加上你还一高兴就免地方上的赋税，确实是皇恩浩荡，但是我们管财政的还是要担心，经费怕是扛不住。

　　真宗说，欸，赏赐多点儿怕什么！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嘛。只要我们把该干的事儿干好，把不该干的事儿忍住，再省着点儿消费，钱不用愁哈。

　　你听听，这皇帝说话很在理，精神很正常嘛。这哪儿还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神神叨叨、奢侈浪费的宋真宗啊？

　　所以，你要是非问我宋真宗这些看起来颠三倒四的行为是怎么回事，我大概有这么几个判断：

　　第一，战争是不打了，国家是真有钱了，而且是突然出现的、大笔的、没有明确用途的钱。

　　第二，东封西祀这些活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疯狂的迷信活动，但在古人的观念里，国家就两件大事，一件是打仗，一件是祭祀。真宗皇帝真觉得这是必要的。

　　第三，即使是该干的事，真宗皇帝也不愿意乱花钱。他觉得自己是尊重预算的，是小心翼翼的，是尽量节省的。

　　第四，虽然东封西祀花了好多钱，但是皇帝觉得，这就是通过赏赐把钱还给老百姓的一种方法，不仅没什么不对，反而光荣得很。

　　如果你接受这个逻辑，那就又带来一个问题：皇帝为什么非要搞迷信活动呢？干点别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儿不行吗？

　　答案可能出乎意料，怎么花钱有意义有价值，传统社会的古人，跟今天的现代人，不是一回事。

　　怎么花钱才有价值、有意义？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往往就是指——把面向当下的花费，变成面向未来的投资。说白了，就是把消费行为变成投资行为。我苦着点现在，变成更好的未来。

　　比如，一个普通人突然中了一大笔彩票，如果他只顾了下馆子、换车、换房、旅游，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我们就会觉得，钱是你的，你就造呗，这个人境界不高。如果他去上商学院了，给孩子多报了几个兴趣班了，买了个理财产品或者自己去创个业了，虽然也不见得划算，但我们直觉上会觉得，这个人在积累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花钱，更有出息，更有未来，更有意义。

　　再比如，一个家庭去度假，就是到酒店的沙滩上躺着，我们多少会觉得，好吧，你们愿意把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也行吧。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逛全世界的博物馆，我们会觉得，这是在为孩子的未来做投资啊。我们会对这样的家长高看一眼。

　　有人买了块很贵的手表，我们心里会翻白眼，但如果他说这是什么什么经典款，买了会保值增值，我们会觉得，哇哦，他这么懂，了不起。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当消费变成了投资，克扣现在，是为更美好的未来铺就台阶，这笔花销好像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但是请注意，我们现代人这么想问题，是有一个信念做基础的：整个世界在一个持续增长的通道中，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好。也就是所谓“进步史观”。整个人类有这样的信念，不过才两三百年，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事儿。

　　传统智慧是相信：如果现在很好，那就要警惕了，因为未来大概率就不会太好。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满招损、谦受益；过犹不及；一个老农民都知道，连续三年丰收，就要准备迎接一次灾荒。这叫“循环史观”，相信世界是治乱兴替的。这才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常识。

　　我们现代人如果穿越回去，告诉老祖宗说：“报告老祖宗，财富这个东西，是可以持续增长的，线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会觉得咱们疯了。他们是既不会相信，也无法想象。

　　这其实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社会有通道，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可以把现在的努力变成更好的未来的台阶，可以打通现在的价值和未来的财富之间的通道。但是传统社会可没有。

　　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乡下的土财主和城里的资本家，最典型的差别就是对未来的态度。土财主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灾难的恐惧，而资本家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增长的期待，甚至是贪婪；所以，老财主有钱了，夜里偷摸挖个坑埋在地里。资本家有钱了，投资、招工、办厂；老财主有个儿子，生怕出门闯祸，给娶姨太太、抽烟。资本家有个儿子，送出去留洋，准备将来接班。这背后的不同，其实不是什么观念的不同，而是社会有没有让人看到投资未来的、持续增长的可能性。这也正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说到这儿，你就理解宋代人的难处了。宋代，那是一个传统社会，他们几乎看不到“投资未来”的可能性。

　　你想，那个时候可没有用国家信用担保的银行，所以也就没有相对安全的理财产品；那个时候也没有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所以，也没有可以持续投资的远洋船队；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所以也没有可以买的企业股票；那个时候也没有持续进步的科技，你总不能指望宋真宗投资研发蒸汽机吧？

　　具体到宋真宗，现在不打仗了，手里突然有了一大笔余钱，怎么花？没有投资未来的渠道，他只好消费。消费的方式，还要符合儒家思想对一个帝王的要求，这其实很难的。

　　还记得我在公元1003年那一期提到的老宰相李沆吗？李沆当年就说嘛：咱们这位皇上，年轻，血气方刚的，一旦没有了危机意识，要不就去搞声色犬马去享受了，要么就是大兴土木，搞迷信活动，或者打仗去了。我岁数大了，看不见这天了，反正将来有你们受的。

　　这真是历史深处的忧虑啊。李沆算是宋真宗的老师，他对自己这位门生天子的道德品质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他担心的，其实不是皇帝变坏了怎么办，而是一种任谁都逃不掉的宿命：皇帝有精力有钱，你让他怎么花？李沆说的，其实就是一张古时候皇帝的消费清单。他列出来了，钱的去处，不过就是四条路：

　　第一，没出息的，声色犬马去了。第二，有野心的，打仗惹祸去了。走上这两条路，结果都很糟糕。

　　那就还剩下来两条：第三，大兴土木，还算是给国家搞了点建设；第四，搞迷信活动，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上求老天保佑，下能凝聚民心。你听听，后两条路，好歹还算是有一点投资未来的影子。反正总比声色犬马和穷兵黩武强。

　　线年，大中祥符八年，也是玉清昭应宫落成后的第二年，皇宫里起了一场大火。最开始的起因，是一个王府的婢女在府里面偷东西，又害怕东窗事发，就干脆点把火毁灭罪证，结果大火不仅烧了王府，还一直延烧到皇宫，烧了十二个小时，什么左藏库、内藏库，还有朝廷收藏珍本图书的地方，全部化为灰烬。

　　真宗皇帝当时说，哎，太祖太宗攒了两朝的财富，我都不大敢随便乱花啊，现在好了，一把火全烧了，实在太可惜了。别说他了。隔了一千多年，我看到这段史料，我都心疼得要死。

　　皇帝说心疼是确实心疼。因为内库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的时候就开始建，把从后蜀、南唐这些小政权搜集来的战利品，都收在里面，太祖还说呢，“将来我就拿这笔钱去跟辽朝人商量，去把幽云十六州买回来。如果辽朝人不干，我就拿这笔钱去招募天下勇士，去打他。”后来宋太宗继位之后，有一次去库里看，嚄！对身边人说，“这金银财宝，堆得跟山一样，什么时候能花完啊？我大哥也真是，经常说钱不够花，这抠门儿的也太过分了。”

　　咱们可以把自己代入想一下：如果咱家里的一大笔理财产品，突然爆雷了。就算能情绪稳定，但是发愁的事儿应该还有：原来安排好的那些支出怎么办？车贷、房贷、孩子的学费怎么办？原来打算买的东西还买不买？等等。最着急的事，应该是重新调整财务安排。

　　但是你看当时宋真宗和他的宰相的对话：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旦也是着急忙慌地赶到宫里去见皇帝，见面当然得安慰啊。王旦说，没事没事，陛下您是富有天下，钱没了可以再慢慢攒。然后君臣俩人的谈话，迅速就转移话题：王旦说，这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宰相没当好？要不我辞职？皇帝说，哎，钱好办，但是烧了很多军需品，又得麻烦老百姓重做。王旦又说，这次大火，侍卫们救火还是非常英勇的。皇帝又说，要不我下个罪己诏，然后让大家给朝政提提意见？

　　反正我听这段对话的感觉，东一嘴西一嘴，大家各说各的，又心慌又心疼，但是没有一句是落在，这么大的财务窟窿怎么填上面。

　　所以真相是什么？是这么一大笔钱，除了太祖当年说了一个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的不靠谱的用处之外，它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和过去乡下土财主埋在地下的一大坛子银元没啥本质区别。所以，烧掉了，既没有什么现实的后果，也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支出项目的缺口。一笔闲钱没了，心疼一下，叹口气也就算了。

　　你看，我们现代人看宋真宗大兴土木，觉得他在奢侈浪费，为他着急。其实，在他的处境里，有钱了，要么存起来，要么消费掉。只有这两个选择。存起来，水火无情，随时就可以化为灰烬；消费掉，一面是儒家的道德约束，你得节用爱民啊；一面是内心的价值焦虑，你花钱要花出意义感啊。哎，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记得吴伯凡老师针对现代企业，讲过这么一句话：有多余的钱，就会干多余的事儿。

　　企业和人一样，不是钱越多越好，你能驾驭多少钱，是由你的内在能力决定的。如果在我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笔多余的钱，一笔我可以随便乱花的钱，放心，我一定会干出多余的事儿，这笔钱也许还要给我惹祸。

　　用这个理论，还对照一下1000年前的宋真宗，他东封西祀，大搞迷信活动，我们对这么花钱方法，是不是又多了一层理解？这么花钱当然不对，但已经是恶果最小的一种了。

　　下面我们还要解释一个问题：如果花钱只能是消费，你宋真宗为什么不把钱花在生存品上，不花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呢？

　　我们接着追问第三个问题，这些君主和帝王，一旦有钱，为什么不去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而是去大兴土木，大搞迷信呢？这些帝王也是信孔夫子的，为什么不去做明摆着的对的事呢？

　　吴乐旻写的《富种起源》里面提出的一对概念——“生存品”和“效用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对宋真宗的迷信活动有了新的理解。

　　这本书把人类所有的产品，分成两类，一类叫“生存品”，一类叫“效用品”。生存品，好理解，顾名思义，就是能让我们活下去的那些东西。比如粮食、衣物、住宅、养儿育女的花费之类的刚需。而“效用品”，就是能带来各种各样效用的产品。这些效用，当然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比如艺术、娱乐、以及所有好看的、好听的、好玩的、有精神价值的、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能给人带来某种幸福感，但是对生存没有什么用，甚至有害。

　　第一个颠覆：过去我们是用直觉来理解“生存品”和“效用品”之间的关系的。古话说得好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者那句“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其实都一个意思：人只有在满足生存品之后，才会需要效用品。

　　你就想，《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给喜儿扯上半尺红头绳，是因为吃饱喝足了吗？红头绳，是典型的效用品啊。穷人家里穷，但是穷人就没有喝酒抽烟的了吗？烟酒是典型的效用品啊。

　　这本书《贫穷的本质》，算是研究贫困问题的经典著作了。两位作者还因为这本书拿到了201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曾经来到一个贫困的村落考察，他们发现，当地很多儿童饭都吃不好，普遍营养不良，但许多家里都有电视机。对，当地人会攒很久的钱，买一部电视机。学者问他们为啥？村里人回答很朴素，“因为电视机比食物重要。”

　　你还别觉得奇怪，至少我小时候经常就省下早饭钱买一本课外书。今天有多少小姐姐为了身材好一点，忍饥挨饿。中国古人也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所以，从个体选择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效用品比生存品重要，没什么奇怪的。

　　世界上文明古国，几千年前生产力水平都不会太高，老百姓肯定还是很贫困，但是不耽误古巴比伦有空中花园，古希腊有雅典神庙，古埃及有金字塔。

　　我有一次去埃及旅游，导游是一位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埃及小伙子。他跟我讲，“你发现没有，埃及所有的景点，都是什么神庙啊，坟墓啊，都是为死人准备的。埃及没有一个景点是为活着的人盖的。因为古埃及人觉得，活着的这一生，没有什么意思，趁活着的时候，为死后的世界多做一点准备是正经啊。”

　　你看，贬低现实生活的生存品，坚定地追求精神生活的效用品，古埃及人几千年前，确实就是这么过的。在考古发掘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类文明遗存都是这样，一帮肚子还没有吃饱的人，把大量的资源用在祭祀上。不信，你到今天的欧洲去看看，很多雄伟的大教堂，都是在最贫穷的中世纪开始建的。

　　这么说一圈，咱们再回头看当年宋真宗搞的那些大兴土木，东封西祀的活动，是不是也没啥奇怪的了？不过就是重演了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个规律嘛：饿着肚子也要追求精神享受，效用品战胜了生存品嘛。

　　效用品这个事可不能小看，它有一个特点，它不想我们想的那样，我劳逸结合，一旦开启，它就会自我强化，很可能停不下来，一直走到极致荒唐的地步。

　　举一个例子：孔雀的尾巴。公孔雀的尾巴就是孔雀世界里的效用品。因为它除了好看，什么用都没有，还耽误公孔雀觅食的效率和逃避天敌的速度，要它作甚！？

　　当年达尔文都快被这孔雀尾巴愁死了，因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哲学解释不了它啊。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什么“性选择”理论，再后来，生物学家费舍尔又完善了这个理论，提出了“费舍尔失控理论”。

　　我们不展开这些理论了。一言以蔽之，都是母孔雀惹的祸。刚开始，母孔雀是把公孔雀的尾巴当信号用的，恩，谁的尾巴长，就证明身体好、基因优良，谁就是我的亲老公。这没错啊，挺好用的一个判断指标啊。但是时间一长，母孔雀群体开始都认这个死理儿，尾巴越好看，我老公身体就越棒。这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公孔雀也没办法。尾巴长不好，媳妇就要跑，这局就只能跟。所以整个物种就演化成尾巴越来越长，一直长到荒唐的程度。回头一看，麻烦了，背离初心了，但是也改不了了。

　　动物界里很多这种现象，比如那种大得离谱的鹿角，还有，那种越长越长最后能把自己脑袋戳破的野猪獠牙。都是这么来的。

　　人类社会一样啊。很多现象，刚开始是生存品，但是很快就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比如竞争、嫉妒、炫耀、攀比这些因素，最终都让生存品变成了效用品，而且还刹不住车，一直发展到荒唐的地步。

　　就拿吃饭来说，咱们今天都知道，一个人维持生存，需要的食物是很少的，花不了几个钱。要是吃多了，还容易引起健康问题。

　　但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就是存在米其林餐厅这种东西，一顿饭，动辄人均三四千块，要想吃得够面儿，多少钱都花得出去。就这样，还一座难求。

　　荒唐吗？就因为填饱肚子只需要生存品，但吃米其林，吃的就是效用品，至于所谓的“审美”“品位”，其实是人群之间互动的结果。所谓的“效用品”，其实全是生存品被推到极致后的样子。

　　回到1011年，这一年，宋真宗继续搞他的迷信事业，西祀汾阴。开封城还在大兴土木，建他的玉清昭应宫。刚开始，他做这些事，可能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强化赵家天子的合法性，是他的皇权的“生存品”。

　　但是到了后来，当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游戏之后，人群中的互动就开始了，竞争开始了——

　　想往上爬的官员，要比拍马屁的音量；各种地方势力，要比看谁能把皇帝弄到我们这里来；工匠盼着有活儿干；老百姓盼着有赏赐；皇帝本人，也是要用下一个谎言掩盖前一个谎言。整个这个过程，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中振荡放大的，是没有人能踩得住刹车的。你看见了吗？整个这件事像一条公孔雀的尾巴一样，越长越长，直到荒唐。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已经是第12期了。对应历史，已经12年过去了。这位线岁登基的青年人了。

　　线岁了。像吕端、李沆、寇准这些老资格的、他老师叔叔这一辈的朝臣，死的死，免的免，他父亲留给他的大臣班底已经基本谢幕了。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是他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他在心态上已经完全建立起了对朝臣的优势。他还刚刚签完了澶渊之盟，为帝国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帝国的财政状态也不错。

　　所有这些状态，像什么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事业小成的中年人的状态。

　　这样状态的中年人，很容易沉迷到一项兴趣爱好里。不是有个句式吗？什么“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或者“钓鱼穷三代，玩鸟毁一生”。这类说法还有很多。总之说的都是这样的中年人：财务自由了，也没人能管得了了，原来奋斗的目标要么实现了，要么放下了。这时候就很容易钻到一项爱好里，在同伴、在卖器材的商人的鼓励下，越走越深，专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很痴迷、很疯狂、很难回头。

　　这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花钱太多，以至于伤害了周边的人，或者严重偏离了他本来的社会角色，那旁边的人冷眼一看，就会说：这人怎么疯疯癫癫的？

　　南宋的大儒朱熹有过一个答案，他说，你要是正常吃吃喝喝，这是需求，符合天理。你要是天天想山珍海味，那就是欲望。你要是想有个生活伴侣，正常夫妻，这是需求，符合天理。你要是想三妻四妾，嗨，这就是欲望了。

　　但是，今天我们读懂了“生存品”和“效用品”这两个概念，我有一点新的启发。

　　需求就是“生存品”：满足了，就不想了，这就是需求。比如饿了，想吃饭，吃饱了，就不想了。这就是需求。

　　而欲望就是“效用品”：越满足，就想得越厉害，比如更多的钱，更多的性，更多的胜利。这就是欲望。

　　欲望，也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效用品，不能没有，否则人生太寡淡。但是每出现一个新欲望，我们都得警惕，咱可千万别一直纵容它，任由它在人性的互动中潜滋慢长，直到长成一根长到不像话的孔雀尾巴啊。

　　[印度]阿比吉特· 班纳吉，[法]埃丝特· 迪弗洛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信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