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作为公使在派驻欧洲期间，发现有关于元史的“西域书目”，在使馆译员金楷理的帮助下，立志撰写《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得益于高田时雄的考证，金楷理其人其事已为人所知，但还几无人提及他助洪钧译书之事。早年来中国的西方人士，多以马可波罗自譬。借纪念马可波罗之际，有必要为金楷理写篇专文，以不致泯灭其行迹。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开篇便介绍所引用“西域书目”，阐明西方蒙古史料的主要来源。其中，最重要来源有三：一是波斯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蒙古全书》，正式书名称《史集》（Jami’ at -Tawarikh）。这部著作是伊儿汗国合赞汗（Ghazan-Khan）时期诏令拉施特负责编写的，成书于1310年左右。合赞汗是旭烈兀汗的重孙，他令拉施特按照中国官方史学传统撰写蒙古史，故书名亦称《合赞汗敕编历史》（Ta’rikh –i Chazant）。这部书是由数十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巨著，把相距绝远的文明各族联系起来，被公认为欧亚历史上第一部世界史，其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无法比拟的。《史集》已于1983年由余大钧、周建奇根据俄文本译出，翁独健先生写了序。作者的名字保留了洪钧所译的“拉施特”。

　　二是中亚人志费尼（Juveni）的《世界征服者史》，也是用波斯文写成。志费尼死于1283年，他的书记述了从成吉思汗、术赤汗到拔都汗、蒙哥汗和旭烈兀的征服历史。他本人跟随旭烈兀走过很多地方，且生活在蒙古大一统的征服时代，叙述完整、信实，很多内容是拉施特书所未能收录的。1980年何高济根据英文本译出，翁独健先生亲自校订，该书作者名也保留了洪钧所用的“志费尼”。

　　三是阿卜而嘎锡（Abul Ghazi Bahader Khan）的《蒙古人史》（Tartars），也称《突厥世系》。原书有蒙文钞本，也有用土耳其文钞本。作者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汗后裔，生于1605年，1643年继承花拉子模（Khuarezm）国汗位，死于1663-1664年间。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宗王，他按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等四个宗系，记述了统治中亚、俄罗斯南部草原、克里米亚等地成吉思汗后裔各汗王的历史。由于成书较晚，所记15、16和17世纪的历史更显珍贵。该书1730年已有英文本，是从法文译出，书名为《突厥、蒙兀儿和鞑靼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Moguls, and Tatars）。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罗贤佑根据法文本译出的中文本，书名为《突厥世系》，作者译名为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当时蒙古帝国已衰落，奥斯曼土耳其称雄，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地区一些成吉思汗后裔宗王已突厥化。该书确有《突厥世系》之名，但实际上写的是蒙古史。目前英文译本亦多取书名为《突厥蒙古和鞑靼史》（History of Turks Moguls and Tatars）。

　　重视史料、追溯史源，是中国学术的基本功。正如陆润庠《元史译文证补序》中所说，洪钧得到了刊布的拉施特书原本，但“随行舌人苦无能译波斯文者，见之皆瞠目。”为使拉施特等人的著作“显于斯世”，洪钧转而寻求从西方学者书中转译。

　　洪钧书中说：“多桑，欧罗巴人，不详其着籍，通阿拉伯、土耳其等文字，着有土耳其史、蒙古史，嘉庆年间成书，其蒙古史道光年重刊布于荷兰，又重刊于巴黎。自多桑书出，西人考元事者接踵迭起，皆称引多桑。先求其书，不可得。得今英人霍渥儿特书译之，意未安也。复译德人华而甫之书，继于德国藏书官舎假得多桑本译，以互校，乃知华而甫书，好逞臆见，引述旧说，往往改易失真。霍渥儿特书，本于多桑，而搜猎过繁，胸无断制，异说丛积，辄取自矛盾，求述作之才于佅僸之文，亦大难矣！”

　　多桑（C. d’Ohsson），是亚美尼亚人，生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他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出任瑞典王国外交官，驻巴黎，1807年去世。多桑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驻巴黎、海牙和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第一个全面审核了巴黎等地图书馆所藏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关于蒙古史的文献，也参考了欧洲传教士宋君荣、冯秉正等人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a Timour Bey ou Tamerlan），于1834-1835年在荷兰出版。全书分四卷，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之元朝历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伊儿汗国史。他的书忠于原始材料，叙述完整，引文注明出处。

　　洪钧注意到，自多桑书出之后，西方有其他学者的书“接踵迭起”，都自称引多桑的书。洪钧先是没能搜到多桑书，得到了英国人霍渥儿特（H. Howorth）的书，并进行了翻译，但“意未安也”，又翻译了德国人华而甫（Otto Wolff）的《蒙古或鞑靼人史》。华而甫的书出版于1872年，对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史的叙述不够严谨，其价值在于详述了窝阔台汗和拔都汗时期，蒙古人对钦察、斡罗思、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征战史。

　　洪钧后来终于在德国借到了多桑的书，与霍渥儿特、华而甫的书互校，才知二人之书的弊端。他说霍渥儿特的书“搜猎过繁，胸无断制”，是“佅僸之文”。“佅僸”一词出自班固《东都赋》，“僸佅兜离，罔不其集，”意为离魂随梦，离多会少，一合再离，比喻霍渥儿特无“述作之才”。

　　所以，洪钧说明，他以引用多桑的书为主。至于哈木耳的书，“披沙拣金，偶然得宝”，亦可引用。“贝勒津专译拉施特之书，自序谓欲全译，然仅成太祖本纪、蒙古族考数种。”至于哀忒蛮书，“不甚可从”。

　　霍渥儿特（H. H. Howorth），现多译为霍渥士、豪沃思，曾在英属印度政府工作，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的书名为《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 :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至1927年才出版，为附录与索引，与前三卷相距近40年。

　　李思纯《元史学》说，洪钧“有时亦不免专断之处，如英人霍渥儿特（霍沃思）之《蒙古史》，荟萃群言，体裁甚伟，而洪氏独谓其说不可遵信。”“实则霍氏之书，悉有来历。”但洪钧对多桑、霍渥儿特等人著作的评判，与俄国学者巴托尔德（W. Barthold 1869-1930）的看法颇为一致。

　　巴托尔德是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的中亚史学家，以广泛搜集利用原始钞本资料、治学严谨而著称。他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最初于1898年出版，与洪钧的书是同一时期的著作。

　　巴托尔德在该书绪论中说，多桑所叙述的蒙古史相当详尽，虽然他的著作所依赖的是未经刊布的钞本，且不是最好的，但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所以，他的书仍然不失为重要史籍。由于多桑学识渊博，持论谨严，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远出后来出版的哈木耳（J. Hammmer-Purgstall）、华而甫、哀忒蛮（F. Erdmmn）等人的著作之上，即便是霍渥儿特爵士（H. Howorth）的多卷本《蒙古史》，亦不能与之相比拟。

　　“霍渥儿特不懂东方语言，完全依靠前人的传述。他自称是‘作为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作为语言学家’投入工作的。可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指不出有哪一处足以表明他对于历史和人种学的规律和方法，有比多桑深刻的了解。他关于民族的起源，完全从人名和称号的基础上立论，然而，尽人皆知，正是在人名和称号上，一个民族最易感受其他文明的影响，纵令二者在源流上全无关联。霍渥儿特认为，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境内的居民几乎尽属突厥族，看来他并不曾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人数甚少的蒙古族在征服若干强大的突厥部落之后，不但能够保持自己的语言，而且能够使被征服者同化于蒙古族？霍渥儿特以人种学家自居，对于游牧生活习俗及其政治结构自应有所了解，总该知道在游牧人中间根部谈不到什么王位继承的正规顺序或合法选举，但霍渥儿特却郑重其事地来讨论成吉思汗的哪一位后人，在哪种场合，有着更多的继承汗位的权利，以及这位汗或那位汗的当选是否合法等等。”

　　由此可见，霍渥儿特的书，缺点不仅在于引注不清，“肆意弃掷”等史学问题，而且在于史观，“异说纷起，妄加断制”。

　　李思纯说，洪钧“采西方之新说，以证中国之旧说”，“实为中西交通后，无论何项学术，皆可应用。”洪钧之所以被同代学人所推崇，不仅仅只是“首开先路，独辟新途”，而且有识见，有甄别，不盲从。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凡三十卷，其中《察哈台诸王补传》、《旭烈兀补传》、《不赛因补传》、《帖木耳补传》、《图克鲁帖木耳补传》、《速不台传注》、《葛思麦里传注》、《郭宝玉郭德海传注》、《克烈部补传》、《蒙古部族考》等，因享年不永，中道殂谢，搜讨未毕，故仅存虚目。

　　洪钧所完成的部分，除诸补传外，如《太祖训言补辑》、《太祖年寿考异》、《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附景教考、天方教历）》、《旧唐书大食传考证》等，皆精美可观。这自然要归功于他学术功底深厚，所据之西方史料甚多，博搜约取，折衷熔材，论断有据。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在翻译西书方面，洪钧曾得到了译员的极大帮助。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书中认为，当时欧洲有关蒙古史的主要著述，洪钧都见过。且提到：“据文廷式说，这些书的翻译考订，曾得到了德国在华传教士金楷理的大力协助。”

　　关于金楷理协助洪钧译书一事，王蘧常《清末沈寐叟曾植先生年谱》（台商务印书馆1982年）书中，也有几段记载。

　　光绪十五年（1889年），沈曾植40岁，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初，公既通西北舆地有声，日本那珂通世博士尝因文道希（文廷式）学士介就公问，公以中原音切蒙古文之音授博士，博士录写而去。（日本西本白川《大儒沈子培小传》）”“《亲征录》本，乃转展传钞得之。于是，公乃知《元史》本纪所从来，知作此书人曾见《秘史》，而修《元史》人未曾见《秘史》也。互相印证，识语眉上，所得滋多。”

　　“袁爽秋太常为洪文卿侍郎钧搜访元地理书，假公钞本传录，遂并眉端识语录以去。”袁爽秋即袁昶，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曾与洪钧、沈曾植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这句话是说，他曾为洪钧搜访元代史地书籍，借沈曾植的《圣武亲征录》，连书带眉批笔记一并抄录。内藤湖南说，袁爽对元史也深有研究，可惜他在1900年因上疏屡谏开战，与许景澄一同被害。

　　“侍郎后自欧洲归，先访公，研究《元史》诸疑误、前贤未定者，举公校语。公请曰：单文孤证，得无凿空讥乎？侍郎叹曰：金楷理谓所考至确。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馆翻译，地理历史学号最精，助侍郎译述拉施特、多桑、贝勒津书者也。”

　　由上可知，金楷理助洪钧译书之事，洪钧的故友文廷式、沈曾植等人皆知。只是文廷式说金楷理是“德国在华传教士”，沈曾植说是“英博士而充使馆翻译，地理历史号最精”，不得其详。

　　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日本东方学》（第一辑），刊载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长篇考证文章《金楷理传略》，颇详实。文中说：

　　金楷理，英文名Carl Traugott Kreyer，1839年生于德国萨克森州一小镇，中学肄业后随家人移居美国。1863年毕业于罗切斯特神学院，1866年5月被美国浸信传教差会派到中国宁波传教。

　　同治二年（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京师同文馆之例，于上海设立一所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学校后来改称广方言馆，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并入江南制造局。金楷理和另外两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年）、傅兰雅（John Fryer）任外语教习。根据同治二年（1863）议立上海同文馆时经费预算，西文教习两人共银3000两，一人则1500两，且应还有其他补贴。而中国人出任的总教习年薪为240两，可见其待遇之厚。

　　金楷理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期间，翻译出二十几种西文军事或海事方面的书籍。1875年前后，金楷理改任上海道台通事，1876年（光绪二年）3月19日被授四品衔。1879年9月（光绪五年），清政府派徐建寅（1845-1901）以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的名义赴欧洲进行技术考察，主要任务是订造铁甲鉴，而当时柏林使馆洋翻译博郎（W.C.Brown）刚离职，亟需翻译人才。驻德公使李凤苞同年11月10日上奏折曰：

　　“出使各国所用洋翻译人员，藉悉该国情形以免语意隔膜，一时实不可少。今出使德国头等翻译官博郎已于本年九月间辞退销差。虽有四等翻译官赓音泰、荫昌，兼资学习，渐有进益，然采访该国风尚，译述该国书籍，在在需洋翻译，会同各员承办。且参赞道员徐建寅既到，将派赴英法查考船械，译语之人，尤属不敷。查有上海制造局四品衔翻译西士金楷理，原籍德国，改藉美国，畅通华语，历译洋书，颇有成效。臣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往返函商，该西士堪以调充使德洋翻译官，并令酌译武备之书，以供采择相应。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南北洋大臣转饬该西士迅速赴德，承充二等翻译官，以资差遣，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金楷理于1880年（光绪六年）3月11日就任中国驻德使馆二等翻译官，他以后再未回中国，一直在中国驻欧洲诸国使馆工作，至1903年退休，共24年之久。

　　光绪十六年（1890）至光绪廿三年（1897）许景澄（驻俄兼德使，1896年11月起专任德使）

　　高田时雄的文章对李凤苞、徐建寅、许景澄和钱恂与金楷理的交往叙述较详，未提及助洪钧译书之事。许景澄曾提到：“洋员金楷理，年逾六旬矣。尝语余云，来俄始习俄文，今已能阅看书报，余为所动，翌日即立志习法文。”说明洪钧1887年开始任驻俄兼德公使，金楷理到俄国后，开始学习俄文。虽然不知其译书详情，但李凤苞和许景澄的记述足可证实，金楷理是一个“畅通华语，历译洋书，颇有成效”的中西文翻译，有能力帮助洪钧翻译西文著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高田时雄1972年毕业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曾执教过的京都大学文学部，1980年在法国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导师李嘉乐（Alexis Rygaloff）是伯希和的学生。他曾在欧洲搜访所藏汉籍，是著名的敦煌学专家。他在热那亚查阅过金楷理的藏书，因之能写出《金楷理传略》一文，这对了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书成经过大有助益。

　　高田时雄文中说，金楷理来中国传教几年后，“径自放弃神职而就职于清朝官立兵工厂任语言教师一职，其理由实在很难猜测。是否对传教的前途有所失望？抑或认为新的地位会更加有效地改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另外，洋教习的高薪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未可知。”暗示其可能为厚利所吸引而放弃神职。文末又说：“不管如何，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到神职了。我们可以推想，他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中国自立。因此，在驻外使馆甘为辅助人员也是他为中国服务的一个方式。”给人的印象是，金楷理完全告别了过去，专心为中国自立而服务。

　　这种看法略显片面。高田时雄文中也提到，金楷理和林乐知、傅兰雅同时受聘任外语教习，他们都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说明这可能是教会所允许的。

　　高田时雄文中说明，金楷理所毕业的罗切斯特大学是一所神学院，并引用了罗切斯特大学毕业生名录，来说明金楷理后半生的履历。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金楷理是1863年的毕业生，至少到1910年，他似乎一直与母校保持着联系，报告他的任职变动情况。

　　1910年出版的《罗切斯特神学院师生名录 1850- 1910年》中，金楷理的简历颇详，注明其在1880-1903年任中国驻柏林、维也纳、罗马、海牙、布鲁塞尔、巴黎和圣彼得堡参赞。1897-1902年间，在柏林大学专修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退休。1908年后任中国驻罗马公使馆参赞。1876年获得罗切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最后是他的住址，在意大利热那亚。

　　美国纽约出版的Delta Upsilon Quarterly，似乎是一份由多所大学联合发行的季刊，报道学校和师生动态。1987年10月22日号，罗切斯特大学栏目中，刊载了一篇文章，似是转译自1887年10月号德国《画报》（Illustrirte Zeitung）杂志的报道。

　　报道说，9月24日（1878年）下午2点，在柏林皇宫，中国驻德国公使代表中国皇帝向德国皇帝威廉面呈国书，德国外交大臣俾斯麦伯爵出席，中国方面除驻柏林使团公使外，还有著名的译员金楷理博士。该文对金楷理的介绍颇详，其中提到，他在14岁以前在德国上学，此后去美国当水手，并作为三副去中国上海，住了18个月学习中文。并说在李凤苞任住德公使期间，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作多有成效，当归功于金楷理，他是李凤苞“最有价值的参赞和同事”。

　　这篇报道说明，罗切斯特大学是将金楷理作为杰出校友看待的，而金楷理亦与母校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此外，德国方面对于金楷理亦表示肯定。

　　美国纽约出版的多所大学联合刊物Delta Upsilon Quarterly，1987年10月22日号，第143-144页，在罗切斯特大学栏目中，刊载介绍金楷理的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高田时雄文中引《许文肃公遗稿》卷六（光绪十六年八月致总理衙门总辨函）。许景澄向总理衙门报，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其再度奉谕命赴俄、德任公使，行前在北京会晤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 A. S. von Brandt, 1835-1920），有如下对话：

　　弟云：“从李大臣（李凤苞）起至我任内，到外部谈论公事，都是金楷理传话，直至那年，曾侯（曾纪泽）到德，贵国外部告知，不愿洋员传话，因此有事到外部，即不带金楷理去。但使馆用此人，皆因频年买炮造船机器，事理深奥，他却熟于翻译，且各大厂管事人等，亦都与他相好，我所亲知。”

　　弟云：“我到贵国，亦要将讲明，现在不令传话，不辨公事，但令翻译，采辨事件无甚妨碍。”

　　弟云：“我自有道理，我在贵国三年，国家及外部，都极相信，又与巴大臣相好多年，今日所说，将来当为留意斟酌。”

　　高田时雄文认为，此番对话说明德国外交部将金楷理看作“一个眼中钉”，反证金楷理维护中国利益，对驻德使馆的贡献之大。这种看法也有片面之嫌，金楷理固然对中国有贡献，但聘用洋员充外交官，毕竟是出于无可用之材，不得已之举。而当时德国与英俄等国均有重要的利害关系，从外交和情报角度看，对于金楷理有所顾虑亦是合乎情理的。

　　高田时雄提到，许景澄第二次出任驻德俄公使的主要任务，是帕米尔地区中俄边境交涉。“为此，金楷理攻读西方地理书研究帕米尔地区，诚心诚意为中国外交服务。”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云：“其（英俄）会议分界有前后两次，一在同治十一年（公历七十二年），一在光绪十三年（公历八十七年），现由金楷理详考议界缘由。”许景澄《帕米尔图叙例》云：“乙削再四，然后写定，檃括之恉，具如右例。始于今年七月，凡三阅月而告竣。任其事者，归安钱恂暨德意志人金楷理，录写者大兴董宗汉也。”

　　由此可知，1892年洪钧上疏曰，“自上年帕事起时，臣衙门当即遍查内府舆图、一统志等图，于帕地山川道里形势险要，皆略焉弗详。不得不籍英俄两国之图，旁参互证。新疆本无精通测绘之员，又以畏惧俄兵，不能前往复勘。该督抚先后寄到两图，皆未精确。迨至去冬，北洋大臣李鸿章译寄英图数种。出使大臣许景澄搜集英俄法德图说十余种，详稽博考，订成一图，益为赅备，亦于十二月寄到。”讲的就是因帕米尔与俄分界事，许景澄自德国所寄《帕米尔图》，当由钱恂和金楷理负责编订。

　　高田时雄文中另提到，光绪十八年（1892），钱恂曾有意偕金楷理履勘帕米尔地，因故未遂。《徐文肃公遗稿》卷七，光绪十八年十二月致总理衙门总办函云：“前接洪唐宪电开念劬（钱恂）愿偕金楷理履勘帕地等，因当即询之随员钱恂，果称愿往，查帕事日益棘手，勘地之举，尚非此时……洋员金楷理辨理翻译事件，未能远离，尚须另筹舌人伴送，亦不易事也。希代回洪堂宪是恳。”

　　帕米尔事的背景是1873年俄罗斯和英国达成的协议，指定以阿姆河为俄罗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分界线，但没确定阿姆河支流的地位。到1891年时，英俄双方一致同意需要在阿姆河的支流和河流的源头地区，划清边界。谈判的方式是俄国分别与清政府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英国和清政府相互通报其与俄谈判的情况。俄英双方均由外交大臣亲自负责，清政府由总理事务衙门负责。

　　1892年和1893年时，清政府方面还在积极参与定界谈判。但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被迫将朝鲜、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后，清政府基本上退出了谈判，最后的边界由俄国、英国和阿富汗三方划定。中方原来的对俄谈判实际上是由钱恂和金楷理负责的，约在1895年后，这个任务便结束了。

　　1908年，钱恂奉命由驻荷兰公使调任意大利，金楷理应钱恂的邀请，赴意大利在驻罗马中国使馆当顾问。金楷理晚年当是在意大利度过的，高田时雄文中说他于1914年9月29日死于法兰克福。金楷理生于1839年，享年当为75岁，他是那个时代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锋面资讯双极未来农化七燕泵业日历南京恒聿达商贸